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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科书的罗生门  

2009-11-05 17:55: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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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史丹福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割裂的记忆」项目负责人施耐德

 

乔志健

 

所有人都要为「割裂的记忆」负责,我们只是呈现美、中、日、韩等教科书怎样写,然后你可从中获得对真相的判断。

施耐德(Daniel Sneider)是「割裂的记忆」研究计划的发起者之一,也是实际的负责人。他曾担任过美国《基督教箴言报》等重要报纸的驻外记者,对东亚的历史问题也有深入的思考。以下是亚洲周刊对施耐德专访的摘要:

「割裂的记忆」项目的最初意图是什么?

我们想做关于东亚历史记忆的问题,并希望能帮助东亚国家之间和解。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东亚国家间及它们和美国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通过相互理解,我们可以找到解决历史争议的途径。

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并不打算责备某个国家,也不指望找到此前谁也不曾发现的历史真相。我们更不打算达成一个各方都能认可的共同历史,而只是探讨「割裂的记忆」。这意味着每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记忆,都为了建立自己的历史记忆而对过去进行选择,这就是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形成的过程。

课题的最大发现是?

每个国家的教科书都是高度选择性的。比如说,美国一般教科书里找不到日本在中国所犯战争罪行,但里面对于珍珠港的记录数不胜数。他们写了很多太平洋战争史实,却不太关心别的地区。每个国家的教科书都只关注自己,不单单是美国人这样,中国人也一样,但韩国人最严重。

总体来说,亚洲的历史教科书都是民族主义的,都是培植爱国主义的文本。虽然美国的教科书也一样,但没有那么强烈。相对而言,在亚洲的历史教科书中,日本教科书的民族主义成分最少。日本教科书的用语相当平淡,他们不想被人指摘,所以他们对历史完全不作解释,当然也不提供对立的观念或是多样性的解读。

我认为所有人都要为造成了「割裂的记忆」而负责,没有人是无辜的。我们不想判断谁对谁错。我们只是呈现美国人是怎样做的,韩国人是如何做的,然后你可以从中获得自己对于真相的判断。重要的是人们应该改变讨论历史教科书问题、甚至是东亚地区历史问题的固有思维,不应仅仅把矛头指向日本教科书或是日本。

另外,东亚教科书都明显受制于一个痼疾:就是东亚国家的考试制度。考试制度倾向于将人们的思维引入固定的方向。学习这些教科书的人不是在学习历史,而是在学习考题的答案。所以他们并不倾向于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历史,而只是去寻找正确的答案。

是否发现教科书中有对历史故意歪曲的情况?

主要的问题是省略,而不是歪曲。比如说,韩国教科书完全不提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他们认为这个事件不重要?我不明白。我想,对于参与了我们这个课题的韩国学者来说,这样的比较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知道自己教科书的狭隘性,太过于自我中心了。

中国教科书政治宣传的色彩太浓,书中的意识形态用语令人吃惊。在新教科书中,这样的成分减少了。新教科书的改革似乎以削弱意识形态为目的,很多事件不再以马克思主义来解读,也不再将世界分割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确实在努力改写历史教科书,让教科书更符合历史编纂规范,而非仅仅是政治宣传。

日本的教科书很直接,完全是事实的记述,甚至很无聊。日本教科书最薄弱的部分是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中日战争的緕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在日本没有得到充分的描述。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将侵略战争的历史描述为日本把亚洲从西方列强那里解放出来,或是以建立东亚共荣圈为目的。

中国教科书回避什么呢?

中国教科书对于中日战争的描述是以全民抗战为基调的,有两个问题是中国教科书不讨论的。第一,教科书不讨论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中国人的问题。在任何地方,这都是敏感的问题,欧洲也一样。法国人现在还为那些与纳粹合作的人而恼怒。这是个非常难以讨论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对于日本战败的描述,中国教科书认为中国的抵抗是打败日本的关键。中国的抗战在日本的失败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美国及其他盟国的努力。还有一个问题是苏联的角色。中国的教科书依旧保留了苏联时代的陈旧历史解释,强调苏联加入对日作战是促使日本投降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苏联开始对日作战时,离战争的彻底结束只剩下两个星期。日本为什么投降?这是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的问题。

怎样评价近来东亚各国合作编写教科书的努力?

实质性的努力是那些中日、日韩政府间成立的共同历史委员会。这种形式在欧洲成功了,但在东亚还没取得什么成绩。各国间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有时,他们甚至都无法就緕述或讨论的主题达成一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采用了现在的形式。每个地区在创造历史记忆时都是选择性的。我们的项目可以让各地的人们更加谦虚。在你批评别人的时候,需要先看看你自己,教科书问题也是一样。认同这一点的话,人们在处理争议时能够更坦然。我想,在国际关系改善的时候,就是处理这些棘手的历史问题的好时机,比如现在中日之间的关系就在缓和。

(本文发表于2009年第44期《亚洲周刊》,点此进入《亚洲周刊》博客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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